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上帝的时代，而上帝退位后留下的精神空间，便被花样翻新的时尚侵占了。从三点 式到商场裸体表演，从迪斯科到全民卡拉ＯＫ，从牛仔裤到中性服装以至阴阳易位，人们一个接一 个地制造着时尚，同时也享受着时尚给人们带来的乐趣。很难设想，如果没有了大众传媒所制造的 各种热点，人们的生活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景。因为在一个患有失语症的时代，对普通人而言，追求时尚，加入这个族那个族，是他们融入这个社会的不多的方式之一。
最大也最普遍的时尚，莫过于对权力和金钱的崇尚与迷恋。名山古刹的香火，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空前地炽烈起来，其“善男信女”中，就不乏党政机关的官员。据说为了升迁，许愿和还愿已成为 部分官员的必修“功课”。自然，权力只能是少数人的掌中物，并非人人可以问津。而金钱则要博爱得多，只要你愿意付出，不论何种方式，都可以得到回报，俗语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是也。
现代都市，既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，也是金钱的集散地，大街上车流如织，小巷里人流如潮， 到处可见紧张忙碌的身影。股票、期货、六合彩、体育奖券，已成为妇孺皆知的新鲜事。在大厅或 广场，攒动的人头黑鸦鸦一片，人们将手伸向同一个方向，似乎汽车洋房伸手可得，并非我莫属。 毛孔在扩张，脸上油光可鉴，眼中闪着异样的光。空气中的微粒也似乎充满了疯狂的元素，在天地 间弥散。也有另一番景象，灯红酒绿处，自有曲廊通幽，迷你灯下，闪动着妖冶的身影和迷人的笑魇，让男人们心醉神移；春风拂面，娇媚含嗔，梨花带雨，欢颜款洽，不一定全是虚情假意。
然而，当交易完成，转身即为路人，这已成为约定俗成的游戏规则，没有谁觉得上当受骗。“舞 回金莲步，歌啭玉堂春”，把所有大中小城市点缀得一片升平。我们生活的这块地球，实实在在成了人间的乐土。
民间的顺口溜和打油诗以及各种名言的异化，则是社会矛盾的最直接的反映。讽刺官场作风的如 “上班坐着轮子转，中午围着桌子转，晚上跟着裙子转。”讽刺官场腐败的如：“不跑不送，原地 不动；只跑不送，平级移动；勤跑多送，提拔重用。”“能喝白酒喝啤酒，这样的干部要调走；能 喝八两喝半斤，这样的干部要提升。”许多流行一时的经典名言或成语，被偷梁换柱，赋予了鲜明 的时代色彩。如“为人民服务”成了“为人民币服务”，“一不怕苦，二不怕死”成了“一怕不苦 ，二怕不死”。夏明瀚的砍头诗被改成了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金钱真，杀了我一个，富了几代人。 ”毛泽东的《长征》诗被改成了“公仆不怕赴宴难，万盏千杯只等闲。金杯美酒腾细浪，海味山珍 吃不完。桑拿浴后周身暖，麻将桌前五更寒。更喜小姐白似雪，三陪过后尽开颜。”（仅这首诗就 有几种不同的版本，可见“英雄们”所见略同。）更有甚者，“四个基本原则”成了某些官员的自 画像：“工资基本不用，老婆基本不动，烟酒基本靠送……”三大法宝则成了“理论联系实惠，密切联系领导，表扬与自我表扬”。
这类讽刺可谓入木三分。可悲的是，这些打油诗和被纂改的名言竟然被官员们所津津乐道，成为 茶余酒中的谈资。因为在觥筹交错中若说不出诸如“歪门斜倒（道），恶贯满盈，杯底（卑）下流 ，改邪归正”、“感情深，一口闷；感情浅，舔一舔”之类流行的酒令，反倒觉得不够档次。这是 怎样的一种麻木！八十年代末期，我利用暑假在农村做过一段时间的方言调查，自然也听到不少社 会底层的声音，有些顺口溜听来让人不寒而栗。如讽刺基层干部的：“听到一声喇叭响，跳下来一 群共产党。”然后是左手提着麻将，右手拿着什么的具体描写。我当时脑海中呈现出两幅图像：一 是刀尖上取乐的舞者，二是麻木善忘以自我满足的阿Ｑ。事实上，有些可以入儒林内史的口头作品 ，本身就出自某些官员们之口，凝聚了他们的集体智慧。这种久入鲍鱼之肆的集体无意识，不能不说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大景观。
随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丧失，崇高成了人们嘲笑的灰姑娘，而平庸却幻化为神采飞扬的白马 王子。拜金主义的欲海大潮，将人性的果园冲刷成一片恐怖的荒漠，没有花草树木，没有鸟语流泉 ，只有带毒的蘑菇，一颗挨着一颗地疯长，让人感到透心的绝望。每每看到电视新闻中的犯罪报道 ，就不由得想到人性问题。为了几十元钱就忍心消灭一个活生生的生命，这难道仅仅是愚昧造成的 吗？没有人统计，每天死于暴力的人究竟有多少。大概那样做会让人们失去信心。其实，“人就是 一根索子，联系于禽兽与超人之间。”（尼采语）人类如果不清除人性中残忍的毒汁，就很难建造出一片寄托灵魂的花园。法西斯蒂、日本军国主义和“文革”式的红色恐怖就有可能死灰复燃。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，生存由原来的赐予变成了竞争。神说：面包就这些，你们去抢吧！于是为 了面包，人们呼啸奔走，狰狞相向，昔日的“毫不利己，专门利人”变成了“毫不利人，专门利己 ”，克己和礼让已成昨日黄花，再也得不到人们的认同。因为你有，我就可能没有。现实是残酷的 。面包的焦虑，已延及子女，爱之弥深，望之也切，其责也严。沉重的课业，前途的忧虑，无形的 压力，使一些孩子过早地心力衰竭，严重影响了健康人格的塑造。为生存而生存的生活观，严重背 离了生命的本质和终极意义，而这种现象表现在孩子们身上，则完全是强加的，被动的，因而也更 不人道。在欧洲的大街小巷，看着那些活泼可爱的少年，心中顿生悲悯之情，不为别人，而为自己 。“彼亦人子”，这是陶渊明在彭泽县令任上推己及人的一句肺腑之言，不乏真诚与仁爱之心。我不禁为中国的父母们包括我自己感到悲哀。
说到中国的文化，不能不提到中国的知识分子，以及他们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。不由想起爱因 斯坦的一句话：“现在，大家都为了电冰箱、汽车、房子而奔波、追逐、竞争，这是我们时代的特 征了。”我们的文人们究竟在追求什么呢？已逝去的爱氏时代，正在成为我们今天的现实。纵观整 个文人阶层，我们看到的是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丧失。当我们的民族面临巨大希望同时也面临巨 大危险的时候，没有文人表现出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怀与体察；当需要声音的时候，没有先知在旷 野大声呼叫。文人们陷入了一种可耻的麻木之中，他们在人格矛盾和生命焦虑的泥淖中苦苦地挣扎 。鲁迅所代表的现代文人的人格精神和批判态度早已被忘却，既没有那种体现社会良知的莽原呐喊 ，也没有那种体现个人价值丰富性的负戟独彷徨。强烈的入世态度，使当代的文人们不甘心处于边 缘的地位，他们在主流文化的裹挟下奋斗，他们在世俗的诱惑下追求，所以他们既缺乏独立的怀疑精神，也缺少至大至刚的人格气象。这大概就是目前社会上小男人小女人越来越多的原因吧。
西方哲人说过：“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。”爱因斯坦也说过：“也有不少人，他们不追求这些 物质的东西，他们追求理想和真理，得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。”应该说，我们有不少这样的处于 边缘的知识分子，是他们挑起了当代士子的栋梁，筑起了我们民族良知与理性的长城。他们是人类 的基本价值（如理性、自由、公平等）的维护者，他们一方面根据这些价值来批判社会上的不合理 现象，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。正因为有了他们，我们才不至于停住行进的脚步，而希望也将永远在绝望中再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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